启恒配资偷走记忆的贼

每年的9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9月21日则被定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下，它不再是“老年人专属”，越来越多的50岁~60岁的人群，也已出现病理改变的迹象。然而，公众对它的认知仍停留在“绝症”“无药可治”的误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郭起浩教授告诉第一财经，Aβ阳性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核心前提，但病理改变可能比症状出现早20年：有人50岁时检测出Aβ阳性，却可能到70岁才出现记忆下降，甚至因其他疾病去世，最终未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事实上，医学领域早已在早筛、治疗上实现突破，正逐步将其推向“可防可治”的慢性病行列。

记忆消逝的背后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俗称老年痴呆），是一种以脑内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和tau蛋白异常磷酸化为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最显著的表现是记忆力下降，同时常伴随语言障碍、定向力减退、判断力和执行功能受损，以及情绪异常、行为紊乱等症状。随着病程进展，患者可能出现生活自理能力丧失、行走困难、吞咽障碍，最终完全依赖他人照护。

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2020年我国5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约为4.87亿，占总人口的34.53%。医学界最新病理诊断结果显示，该年龄段人群中约有22%存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变或已患病。现有的比较精确的统计多集中在确诊患者：多个医疗机构汇总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为3877万，痴呆患者1507万，其中阿尔茨海默病983万。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5亿，痴呆患者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

郭起浩表示，高病理阳性率不等于“患病”。也正因如此，过去依赖神经心理测评和神经影像学检查的诊断方式，往往只能识别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遗漏了大量“无症状病理阳性者”。

诊断上的滞后，也延续到了治疗上的误区。“以前常听人说‘治不治都一样’‘去医院是花冤枉钱’，这是十年前的情况。”郭起浩表示，早年的口服药如多奈哌齐仅能短期稳定病情，且给早期患者带来负面影响，导致患者就诊率较低。现实情况印证了这一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内科发布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绝大部分患者是因为出现各种症状而就诊，参加认知专项体检或专门的认知筛查项目从而进一步就诊的比例仅为10.06%。

事实上，阿尔茨海默病的危害，不仅在于患者自身，更在于对家庭和社会的“拖累”。“一位痴呆患者平均病程十年，照料者不仅要付出时间和金钱，自身健康也会受影响。”郭起浩提到，他的研究生曾做过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发现痴呆照料者的高血脂、高血压发病率比普通人群高出不少，“照料压力会转化为躯体疾病，形成‘一人患病，全家受累’的恶性循环”。

生物标志物p-tau217

近年来，血液筛查与低丰度蛋白检测技术的突破，使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成为可能。随着生物标志物研究深入，血浆磷酸化tau 217（p-tau217）检测有望成为临床早期诊断的有力工具。

“以往，阿尔茨海默病的早筛依赖PET-CT或脑脊液检测，前者费用高、预约难，后者属有创检查，难以普及。”郭起浩告诉第一财经，而p-tau217的出现，让早筛变得便捷且精准。

多篇国际共识论文和临床研究表明作为反映Aβ沉积和tau蛋白病理改变的标志物，p-tau217不仅可用于早筛，还能用于评估认知障碍严重度、鉴别诊断、靶向治疗疗效评价及预后的预测，实现“一标多用”。

“就像查血糖、血脂一样，未来大家体检时抽一管血，就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科美诊断董事长李临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该公司的低丰度蛋白检测平台，凭借纳米均相光激发技术，实现三级信号放大，可捕捉传统平台难以检测的血浆标志物，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监测提供可靠依据。

据李临介绍，血浆p-tau217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其浓度极低，传统免疫检测难以达到所需灵敏度，但通过纳米微球均相反应和稀土发光技术，可实现高灵敏度检测，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提供可能。

这一技术已在国内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队列C-PAS中得到验证，覆盖从正常对照到轻度认知障碍和患者各个阶段，检测结果已达到国际标准。郭起浩团队使用科美诊断的p-tau217检测方法验证了大量队列样本，结果显示其与Aβ-PET（病理诊断金标准）的一致性高达96%，相关研究已投稿多篇学术论文。

更关键的是，p-tau217的早筛潜力将覆盖更广人群。目前，上海等一线城市已能开展阿尔茨海默病血液标志物检测，随着社会资本投入增加，便携化的血液检测设备将逐步下沉基层，让“大规模早筛”成为可能。

早筛带来了“早治”

“早筛之后，更重要的是‘早治疗’。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治疗手段，让阿尔茨海默病早已不是‘无药可治’。” 郭起浩介绍，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已形成“药物+非药物”的双重体系。

从家庭层面看，早期干预能让患者维持生活自理能力，减少照料负担——比如通过药物和锻炼，患者能自己买菜、做饭，甚至继续工作，无须家人全天候陪护；从社会层面看，早干预能减少中晚期痴呆患者数量，降低医保支出和社会看护成本。

如今，社会资本正加速涌入这一领域。“以前靠科研拨款做研究，进展慢；现在有产业资本助力，技术普及速度快了很多。” 郭起浩说，未来随着基层医疗条件改善，更多人能享受到早筛早治的福利，“大家不用再‘谈病色变’，而是像对待高血压一样，科学管理、积极应对”。

在药物治疗方面，2024年已有两个靶向Aβ药物（如仑卡那单抗、多奈单抗）上市应用；而针对更早期病理改变的干预药物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在未来几年上市。“以前用药‘不分阶段’，把中晚期的药给早期患者用，反而有害。现在我们根据病理指标精准用药，比如Aβ阳性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用靶向药能有效延缓进展。”郭起浩说。

非药物干预的效果同样令人惊喜。郭起浩团队曾有过一个案例：一位50多岁的患者，PET-CT显示Aβ阳性，但当时靶向药尚未上市，他坚持每天跑步、调整饮食结构，两年后复查PET-CT，Aβ指标转为阴性。“规律运动、健康饮食、社交活动，这些看似简单的方式，能改善脑供血、减少炎症反应，对延缓病理进展很有帮助。”郭起浩说，此外，经颅磁刺激、电疗等物理治疗也已应用于临床，成为药物治疗的补充。

医学界普遍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管理正逐步迈向“可防可治”的慢性病模式。郭起浩预判，未来5年，阿尔茨海默病或许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通过血液早筛发现风险，用医保内的低价药物干预，配合非药物手段，大部分患者能维持正常生活能力，避免发展为重度痴呆。

与此同时，未来更多生物标志物、机制和新药正在开发中。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专精医疗平台诊疗，有望成为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下一突破口。基于多维组学标志物、数字病理和人工智能算法的综合分析，将为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提供新手段。

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的标化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极有可能是与国民教育水平提升、脑血管疾病减少以及积极防治措施有关。近年来，“记忆诊所”的增加和患者及时就诊率提高，也为这一趋势提供了支撑。

从治疗到生活

对于老年患者而言，如果未在早期进行筛查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往往确诊时已进入中晚期。此时，除了记忆力衰退，患者可能出现嗜睡、行走不稳、噎食、暴躁易怒、连续失眠等症状。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家庭照护者来说，居家护理面临诸多挑战，专业照护机构因此成为迫切需求。

在国际上，以日本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认知症社区化照护、居家护理培训和生活技能干预方面积累了成熟模式。例如美邸等机构强调“尊重意愿、保留生活技能”，倡导不隔离、不标签化的护理理念。中国机构在吸取这些经验时，也需结合本土实际，形成既专业又可负担的照护模式，以缓解庞大患者群体带来的社会压力。

上海的一些康养社区引入了国际领先的照护理念，不再将患者视为“异常”，而是以“正常人”的视角提供护理。国华人寿董事会秘书、合悦家品牌主理人黄士杰对第一财经说：“他们不是病人，只是记忆开了小差。然而，不少家属仍抗拒将老人送进专业机构，主要是担心老人被当成‘异类’，遭受非正常照护。但这种过度保护反而让老人错失融入新社群、持续社交的契机；而充分的社交，正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最有效的‘延缓药’之一。”

黄士杰提到，照护机构的目标应是“让特殊长者过上普通人的生活”，通过自立支援、饮食、运动、康复训练等四个维度，尽可能让患者保持独立性。实践中，应通过多种形式的生活化训练，帮助患者维持技能和生活尊严。“理解与陪伴是照护核心，让生活继续流动，而不是被疾病定义。”

尽管阿尔茨海默病仍是一场持久战，但医学与社会的合力，正在逐渐重塑它的定义。它不再只是“无药可治”的绝症，而是一个需要早发现、早干预的慢性病。未来，随着早筛技术的普及和治疗手段的升级，这个被称为“脑海中的橡皮擦”的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终将逐步减弱，让更多人能在老年时光里留住记忆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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